写，爱，活

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是茫无所知，既无决战的刚勇，也无等待的韧力。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想”。

袁崇焕有一句诗：“心苦后人知”。当真是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当时的谅解，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想到他的耿耿之怀，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深刻的凄怆意。

（……）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有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

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十二月初一，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大寿进宫，问不了几句，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囚入御牢。
祖大寿眼见之下，吓得手足无措，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说袁崇焕谋叛，只罪一人，与众将士无涉。众兵将在城下大哭。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汉奸兵”，当然也就掉头而回。中国历史上甚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却是第一次发生。
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不理北京的防务，这一下可急起来了，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心中不服，不肯写，说道：“皇上如有诏书，要我写信，我当然奉旨。再说，我本来是督师，祖大寿听我命令。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就算写了信，祖大寿也不会重视。”但崇祯不肯低头，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你的忠心和大功，天下皆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终须以国家为重。”袁崇焕想到了“以国家为重”五字，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气，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
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追到军前，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这时袁部将士怒不可遏，已把崇祯当敌人了。送信的人大叫：“我奉袁督师之命，送信来给祖总兵，不是朝廷的追兵。”祖大寿骑在马上，等他过来。使者递过信去。祖大寿读了信后，下马捧信大哭，一军都大哭。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他母亲又很勇敢，儿子行军打仗，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这时她劝儿子说：“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咱们才反出关来，谢天谢地，原来督师并没有死。你打几个胜仗，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军，皇上就会答允。现今这样反了出去，只有加重督师的罪名。”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当即回师入关，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也即是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看到这段我很感动）

（……）从长远来说，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盲目而冲动的群众，可以和暴君一样的胡涂，一样的残酷。但隔得远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

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是外国，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遇上了崇祯。
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甚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杀了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权力在皇帝手里。
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