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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性政治》
rena7884 发表于 2007-09-13 21: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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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人在文学、社会学等等所有学科都是超级棒槌，以下观点必定十分幼稚。极其欢迎批评指教，谢绝人格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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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以文本与批评中的性政治为自己的对象，让我感兴趣的是，似乎很少有男性批评家对女权主义的批评与反批评做出批评或回应。因此，女权主义批评就或多或少带上了一些自娱自乐的意味。这种源于两性冲突却无法促进两性沟通的批评让我觉得很遗憾。
在米利特的《性政治》中，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各占一半，其中文化批评略多，也更符合我的兴趣（尤其是米利特对同性恋的看法让我很受启发）。
在米利特看来，男权统治者刻意强调的“男女社会角色的不同源于不可改变的生物性差别”的说法是一种误导。因为任何人都已经是社会化的结果，所以人身上的纯生物性因素是难以界定的。由此，米利特认为“某某性格（比如具有更强的进取心）来自男人的生物本质，决定了男人作为社会的统治者”是一种伪命题。但是她的论证也有漏洞：正如男权主义者无法证明已经成为统治者的男性在精神气质或者性格上具有生物性优势，女权主义者也同样无法证明长期作为被统治者的女性在这方面没有自然劣势。总之，“本性”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因此，我宁可相信男性是由于体力上的优势（这一点生物学是能证明的）从远古开始就享有了更重要的社会地位，而在当时，女性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点。直到近现代，由于智力上的竞争基本已经取代了体力的竞争，女性才开始有机会（重新）主张自己的地位、要求重新分配社会权力；同样，男性想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地位的意识也会变得更加迫切。——这正是米利特所说的性政治，即两性权力关系的体现。因此，对“生物性”精神气质或曰“自然决定论”的肯定或否定都可以被视为出于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的需要，它与其说是以科学为依据的论战，不如说是权力斗争的策略。这样的策略也反映于女权主义的文学批评之中：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通常对男性作家塑造的所谓“符合男性利益”的两性形象——比如主动的男性或者被动的女性——提出批评。问题是，她们怎么知道这些人物在不“符合男性利益”的纯自然条件下原本应该是什么样的？她们的批评实际仍是以主观臆断为基础，即她们预设女性的本性不那么被动委顺，男性则不那么主动、具有攻击性，但是，谁又能证明她们的预设呢？作为个体的女性批评者尚且不能代表全体女性，就更不用说具备判定男性本质的资格。
我始终认为女权主义批评的价值在文学之外：既然米利特认为两性关系，包括文本层面的两性关系都是两性权力之争的阵地和对这种斗争的反应，那么女权主义批评对涉及两性关系的文本的分析与对所谓的男权思想的清算实际也就是两性权力之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由此，本文开头提及的现象，即男性批评者对女权主义批评通常持漠然的态度，也就可以得到解释：男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据的优势目前还很明显，跟那些他们已经成功占领的最重要的权力之争的阵地相比，涉及两性关系的文学批评这块阵地似乎太小了，暂时可以忽略不计、让给女人。
《性政治》摘录（我基本同意以下观点）
n 交媾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虽然它本身是一种生物的和肉体的行为，但它深深植根于人类事务的大环境中，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和价值的缩影。除了别的作用外，它还可以作为个体和个人层面上的性政治模式。（p. 32）
n 妇女的不动产地位仍在继续，因为结婚后她们不再使用自己的姓氏，必须住到丈夫家，而且在法律上一般都认为婚姻意味着女性用家庭服务和（性）权益交换经济上的支持。（p. 43）
n 浪漫爱情为男性提供了一个任其玩弄感情的手段，因为（从理论上讲）女性只有在爱情生活中才允许有性行为。对浪漫爱情的认可于双方都有利，因为这往往是女性克服加于其身的更为强有力的性压抑的唯一条件。（p. 46）
n 她们[妇女]的产品（家庭和私人服务）没有市场价值，可以说，是属于前资本的性质。（p. 50）
n 在男权制社会里，妇女始终被限制在劣等文化圈内。为了保持这种状况，眼下鼓励她们学习人文学科以培养“艺术”兴趣，但这只不过是她们曾经为了进入婚姻市场取得过的“才艺”的延伸而已。现在和过去一样，艺术和人文科学的成就都是为男性保留的。（p. 51）
n 有关女性的本质和起源的教义，以及将性欲引发的危险和邪恶完全归咎于女性的做法具有传播极其迅速的特点。这正是其实施控制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希腊神话中的例子十分有趣：当它希望赞美性时，它就颂扬阴茎的繁殖力；当它想诋毁性时，它就引用潘多拉为例。男权制的宗教和道德往往将女性和性连在一起，仿佛它加在性上的污名和耻辱全是女人单方面的过错。（p. 60-61）
n 从文化角度而言，不论在什么样的情有可原的具体情况下，凡是涉及到男女私通，女性总是被视作该受惩罚或该负主要责任的一方。（p. 64）
n 人们有必要认识到，这一时期[即米利特所说的性革命的第一阶段（1830-1930年）]性政治中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条是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对妇女骑士般的保护信条及其相似的尊重主张。这种信条和主张的基础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一个狡猾的骗局，即所有的女人都是“太太”，都是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成员。这些阶级对妇女表示出了殷勤和体贴，但同时不给她们任何合法的自由和人身自由。这儿的心理政治策略是一种炫耀，即维布伦称之为“替代性的消费”（米利特注：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The Thoe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书中说，资产阶级通过它的妇女来展示它的财富，她们的无所事事和昂贵的虚荣显示出的是她们的所有人（即她们的丈夫和父亲）的勤劳和威望。）中的上层阶级妇女的懒散和奢华是所有妇女的幸福前程。这种诡计的效果在于它将妇女分成不同的阶级，并告诉那些享有特权的妇女，她们是生活在不该享有的奢华中。对一个阶级进行威胁，让另一个阶级心怀妒忌，这就有效地阻止了妇女的团结。年轻的中产阶级妇女受到当家庭教师、工厂劳工或妓女的恐吓，只得在社会地位和性角色方面就范。不如她们那样受人宠爱的女性只好梦想着成为“太太”，这是她改善自身状况的唯一办法，是她通过引起男性的性恩宠获得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唯一希望。尽管这种情况因阶级感情之故并不常见，它仍是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最受宠爱的幻想。当唯一的“自由”是通过掌握一切大权的人的慷慨赠予而获得的奢侈的肉欲时，为实现个人抱负或解放而奋斗的动力也就荡然无存了。
n 妇女运动将焦点集中在选举权问题上暴露出来的主要弱点[……]是它未能从深度和力度上向男权统治思想挑战，以打破在地位、气质和角色等方面对女性进行适应性调节的种种机制。一场改革运动，尤其是一场将注意力集中在选举权这样一个最低目标上的改革运动，几乎不可能提出完成性革命所需的全面的、激烈的社会改革措施，即社会态度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人格和制度的变革，因为选举权是立法改革的一种表面变革，即使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这种变革也不知如何将其实施。（p. 108）
n [在性革命的第一阶段（1830-1930年）]在英国和美国，大多数有关改善妇女的非人工作条件的争论都无视妇女作为劳动者的人权，而是强调她们令人吃惊和毫无条理的生活是如何的不体面，或是她们的工作条件对她们的生育能力、照料婴儿的能力以及她们的“道德”和“品行”会产生何种破坏性的影响。在许多地方，人们对产业妇女的痛苦表示了真诚的同情，但是，改革的主要动机仍是为了保护男权制文化和社会制度，因为许多人认为家庭结构正在崩溃（包括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和经济支柱的权威），妇女进入工业生产后有了性自由，她们在工厂里工作太辛苦，无法很好地照料家庭。在美英两国，男性的普遍态度是，寻得一个完美的补救方法，让妇女统统离开工厂，回到“家”这个安全窝去。（p. 111）
n 男权制在把妇女变成一个性对象的同时，却不鼓励她享受被认为是她命运所在的性行为。相反，强制她遭受性行为之苦，并为自己的性行为感到羞耻。总的来说，她几乎只能作为一个性动物存在，因为历史上的大多数妇女都被局限在动物生活的层面上，为男性提供性发泄渠道，发挥繁衍和抚育后代的动物性功能。因此，在这种生活中，除了个别情况之外，她不能享受性行为的乐趣，只能主要从事低下的劳动和家庭服务，男人与她发生性行为是对她的惩罚。（p. 147）
n 他[指恩格斯]超越19世纪的其他理论家，指出只有当婚姻不再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特征的一纸非自愿契约时，它才不会是一种卖淫行为（如用性换取金钱和商品）。他用了一个有趣的类比：一个出于经济动机跨入婚姻的大门并在婚姻中保持这一动机的女人，就像一个仅仅为了糊口而签订了一份不利于自身利益和意向的雇佣合同的工人。[……]他认为只有随着男性的经济支配地位的结束和女性在完全平等和独立的条件下进入经济领域的到来（rena7884：此处有语病，疑为翻译问题），性爱才会中止其以经济强制为基础的物物交换的性质。（p. 154）
n [针对弗洛伊德提出的女性的“阴茎妒忌”理论]这儿有几个莫明其妙的假想：为什么女孩立刻就意识到越大越好？她会不会从孩子天真无邪的自恋推理自然地想像到阴茎是个多余的东西，而以她自己的身体作标准？男孩显然会这样做，弗洛伊德肯定地说，这是他们对性觉醒作出的反应。不过，他们并不是意识到了他们自己身体的特异，而是“对残缺不全的生物感到了一种恐惧，或对她带有一种胜利者的鄙视”。其次，女孩从阴茎上“立刻就意识到”的“优越的对应物”的优越性被认为与儿童的手淫满足感有关，但是，儿童的经历再次证明这种假设不能成立。
n 由于男性的自负和焦虑担心“女性的属性”[……]会消失殆尽，因此，它们既阻碍了男性获得被认定为女性属性的人性，也阻碍了女性超越她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无能角色。（p. 280）
n 性革命的主要潮流是在揭示两性地位不协调的同时，降低两性在角色和气质方面的传统差别的重要性。（p. 282）
n
n 男孩子（他们惟一被允许的自我是男人气）不断被他们可能失去他们的“男人气质”这一危险或谴责折磨着。女孩子们也受到了这种心理—社会强制的威胁。于是，两性的所有成员都处于这种被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性身份危机的痛苦之中——如果不是表现出十足的男子气或女子气，就是失去了自己真实的天性。[……]
n 有趣的是，作为苏联新的、以国家为核心的极权制家庭的主要法律条文的作者，马卡连科的成名却是因为他在苏联管理犯罪青少年的秘密警察的赞助下，领导了一个特别严格地奉行苦行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共青团组织，他极端鄙视20年代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的理论；随着他的崛起，进步分子被打下去了，党的新路线也支持传统的教育方法和纪律。有时候，人们很难弄清楚，在俄国，性的反革命是对妇女的背叛更厉害，还是对青年的背叛更厉害。见马卡连科（Makarenko）所著《父母必读》（A Book for Parents）（写于1937年，1940年出版）（p. 304，注释）
《性政治》，[美]凯特·米利特，宋文伟译，2000年1月第1版，江苏人民出版社（此书翻译很不错）
《性政治》摘录（我基本同意以下观点）
n 交媾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虽然它本身是一种生物的和肉体的行为，但它深深植根于人类事务的大环境中，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和价值的缩影。除了别的作用外，它还可以作为个体和个人层面上的性政治模式。（p. 32）
n 妇女的不动产地位仍在继续，因为结婚后她们不再使用自己的姓氏，必须住到丈夫家，而且在法律上一般都认为婚姻意味着女性用家庭服务和（性）权益交换经济上的支持。（p. 43）
n 浪漫爱情为男性提供了一个任其玩弄感情的手段，因为（从理论上讲）女性只有在爱情生活中才允许有性行为。对浪漫爱情的认可于双方都有利，因为这往往是女性克服加于其身的更为强有力的性压抑的唯一条件。（p. 46）
n 她们[妇女]的产品（家庭和私人服务）没有市场价值，可以说，是属于前资本的性质。（p. 50）
n 在男权制社会里，妇女始终被限制在劣等文化圈内。为了保持这种状况，眼下鼓励她们学习人文学科以培养“艺术”兴趣，但这只不过是她们曾经为了进入婚姻市场取得过的“才艺”的延伸而已。现在和过去一样，艺术和人文科学的成就都是为男性保留的。（p. 51）
n 有关女性的本质和起源的教义，以及将性欲引发的危险和邪恶完全归咎于女性的做法具有传播极其迅速的特点。这正是其实施控制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希腊神话中的例子十分有趣：当它希望赞美性时，它就颂扬阴茎的繁殖力；当它想诋毁性时，它就引用潘多拉为例。男权制的宗教和道德往往将女性和性连在一起，仿佛它加在性上的污名和耻辱全是女人单方面的过错。（p. 60-61）
n 从文化角度而言，不论在什么样的情有可原的具体情况下，凡是涉及到男女私通，女性总是被视作该受惩罚或该负主要责任的一方。（p. 64）
n 人们有必要认识到，这一时期[即米利特所说的性革命的第一阶段（1830-1930年）]性政治中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条是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对妇女骑士般的保护信条及其相似的尊重主张。这种信条和主张的基础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一个狡猾的骗局，即所有的女人都是“太太”，都是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成员。这些阶级对妇女表示出了殷勤和体贴，但同时不给她们任何合法的自由和人身自由。这儿的心理政治策略是一种炫耀，即维布伦称之为“替代性的消费”（米利特注：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The Thoe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书中说，资产阶级通过它的妇女来展示它的财富，她们的无所事事和昂贵的虚荣显示出的是她们的所有人（即她们的丈夫和父亲）的勤劳和威望。）中的上层阶级妇女的懒散和奢华是所有妇女的幸福前程。这种诡计的效果在于它将妇女分成不同的阶级，并告诉那些享有特权的妇女，她们是生活在不该享有的奢华中。对一个阶级进行威胁，让另一个阶级心怀妒忌，这就有效地阻止了妇女的团结。年轻的中产阶级妇女受到当家庭教师、工厂劳工或妓女的恐吓，只得在社会地位和性角色方面就范。不如她们那样受人宠爱的女性只好梦想着成为“太太”，这是她改善自身状况的唯一办法，是她通过引起男性的性恩宠获得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唯一希望。尽管这种情况因阶级感情之故并不常见，它仍是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最受宠爱的幻想。当唯一的“自由”是通过掌握一切大权的人的慷慨赠予而获得的奢侈的肉欲时，为实现个人抱负或解放而奋斗的动力也就荡然无存了。
性革命和引导性革命的妇女解放运动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揭开骑士精神的假面具，并让世人明白，它的谦恭有礼其实是一种巧妙的操纵。我们还必须跨越阶级的界限，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将贵妇和工人、地位低贱者和地位高贵者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成功。（p. 94-95）
n 妇女运动将焦点集中在选举权问题上暴露出来的主要弱点[……]是它未能从深度和力度上向男权统治思想挑战，以打破在地位、气质和角色等方面对女性进行适应性调节的种种机制。一场改革运动，尤其是一场将注意力集中在选举权这样一个最低目标上的改革运动，几乎不可能提出完成性革命所需的全面的、激烈的社会改革措施，即社会态度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人格和制度的变革，因为选举权是立法改革的一种表面变革，即使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这种变革也不知如何将其实施。（p. 108）
n [在性革命的第一阶段（1830-1930年）]在英国和美国，大多数有关改善妇女的非人工作条件的争论都无视妇女作为劳动者的人权，而是强调她们令人吃惊和毫无条理的生活是如何的不体面，或是她们的工作条件对她们的生育能力、照料婴儿的能力以及她们的“道德”和“品行”会产生何种破坏性的影响。在许多地方，人们对产业妇女的痛苦表示了真诚的同情，但是，改革的主要动机仍是为了保护男权制文化和社会制度，因为许多人认为家庭结构正在崩溃（包括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和经济支柱的权威），妇女进入工业生产后有了性自由，她们在工厂里工作太辛苦，无法很好地照料家庭。在美英两国，男性的普遍态度是，寻得一个完美的补救方法，让妇女统统离开工厂，回到“家”这个安全窝去。（p. 111）
n 男权制在把妇女变成一个性对象的同时，却不鼓励她享受被认为是她命运所在的性行为。相反，强制她遭受性行为之苦，并为自己的性行为感到羞耻。总的来说，她几乎只能作为一个性动物存在，因为历史上的大多数妇女都被局限在动物生活的层面上，为男性提供性发泄渠道，发挥繁衍和抚育后代的动物性功能。因此，在这种生活中，除了个别情况之外，她不能享受性行为的乐趣，只能主要从事低下的劳动和家庭服务，男人与她发生性行为是对她的惩罚。（p. 147）
n 他[指恩格斯]超越19世纪的其他理论家，指出只有当婚姻不再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特征的一纸非自愿契约时，它才不会是一种卖淫行为（如用性换取金钱和商品）。他用了一个有趣的类比：一个出于经济动机跨入婚姻的大门并在婚姻中保持这一动机的女人，就像一个仅仅为了糊口而签订了一份不利于自身利益和意向的雇佣合同的工人。[……]他认为只有随着男性的经济支配地位的结束和女性在完全平等和独立的条件下进入经济领域的到来（rena7884：此处有语病，疑为翻译问题），性爱才会中止其以经济强制为基础的物物交换的性质。（p. 154）
n [针对弗洛伊德提出的女性的“阴茎妒忌”理论]这儿有几个莫明其妙的假想：为什么女孩立刻就意识到越大越好？她会不会从孩子天真无邪的自恋推理自然地想像到阴茎是个多余的东西，而以她自己的身体作标准？男孩显然会这样做，弗洛伊德肯定地说，这是他们对性觉醒作出的反应。不过，他们并不是意识到了他们自己身体的特异，而是“对残缺不全的生物感到了一种恐惧，或对她带有一种胜利者的鄙视”。其次，女孩从阴茎上“立刻就意识到”的“优越的对应物”的优越性被认为与儿童的手淫满足感有关，但是，儿童的经历再次证明这种假设不能成立。
[……]
[……]弗洛伊德提出的她[第一次看见阴茎的女孩]能判断出这个不同的东西比她自己的阴蒂更有利于手淫快感的假设也是搞无根据的（因为她不可能有过阴茎手淫的经历，正如男性没有阴蒂手淫的经历。）[……]
[……]如克莱因[Viola Klein，米利特在此引用了其著作《女性本质：一部思想史》（The Feminine Character, History of an Ideology）]对弗洛伊德的批评中所说，“人类的一半因没有另一半人所拥有的东西而感到处于不利地位（而不是相反）是有生物原因的”这一假设是十分怪诞的。[……]
[……]
在建构阴茎妒忌理论时，弗洛伊德不仅忽视了解释女性不满的社会原因，而且还假设了男性生殖器妒忌论以否定社会原因论。[……]
[……]
[……]如果说阴茎妒忌有什么意义的话（这似乎不太可能），它也只能在性的整个文化背景中产生效果。在这种环境中，女孩似乎早在看到她们兄弟的阴茎之前就意识到了大男子主义。[……]女孩妒忌的不是阴茎，而仅仅是阴茎给人带来的社会权利。（p. 236-242）
n 由于男性的自负和焦虑担心“女性的属性”[……]会消失殆尽，因此，它们既阻碍了男性获得被认定为女性属性的人性，也阻碍了女性超越她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无能角色。（p. 280）
n 性革命的主要潮流是在揭示两性地位不协调的同时，降低两性在角色和气质方面的传统差别的重要性。（p. 282）
n
在我们孩子们的教育中，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成年人生活中那么多的性角色差别——这种差别之少，甚至无法为他们进入成年作好适当的准备。这种状况在正规教育中尤为明显，因为这种教育与家庭的非正规社会化不一样，更易于自觉地受到某一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童年教育的取向越来越注重于让孩子们达到成年期后能担负起男性的而不是女性的角色，我们当今社会里许多女性的适应问题部分地是由她们童年时代对成年角色准备不充分而产生的冲突所引起的。[米利特引自赫伯特·贝里（Herbert Barry）、玛格丽特·K·培根（Margaret K. Bacon）和欧文·L·蔡尔德（Irwin L. Child）三人合著的《社会化中某些性差异的跨文化研究》。]
当然，我们需要对这段乏味而抽象的行话加以翻译解释。在这里，具有破坏性的意识形态被说成具有腐蚀性的正规教育，这实际上是指在公共教育中仍未消失的、在大学尤为盛行的平等主义这一性革命的遗产。文章显然主张将这一破坏性的、鼓励智力平等的态度从教育机构中清除掉，因为我们的作者坚持认为，这些教育机构的本质就是要“培养男性角色的人”。在此，有必要暂时打住，作一点说明，那就是，在未告知读者的情况下，男性角色的含义已经有了急剧的改变，突然而又无法解释清楚的是，智力取代了我们天真地以为一直会由“生物的”肌肉担当的职能；不知不觉中，我们的作者从一度为男性所垄断的满含尊严的战争和狩猎，越过工业和技术革命，最后稳稳当当地降落在将学术当成了男性的新特权的20世纪；他们预见到了有必要将女性撤离出任何教育机构，只让她们处于被他们描述为“家庭的非正规社会化”这一能比较有效地使她们愚昧化的隐居状态，这样，她们就可以完美地适应自己的角色，不至于最终落人“对成年角色准备不充分”的可悲状况。文章强加给读者的含义是，大学教育对男人是非常合适的，但对女人却会造成破坏，因为它会导致“适应问题”或产生成长受阻的现象（对成年角色准备不够充分）。在客观陈述的伪装下，我们的作者想使我们前辈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他们这种主张的逻辑结论就是取消女性的高等教育。（p. 289-290）
n 男孩子（他们惟一被允许的自我是男人气）不断被他们可能失去他们的“男人气质”这一危险或谴责折磨着。女孩子们也受到了这种心理—社会强制的威胁。于是，两性的所有成员都处于这种被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性身份危机的痛苦之中——如果不是表现出十足的男子气或女子气，就是失去了自己真实的天性。[……]
[……]不可更改地降生为某一性别之后，每一个人还必须遵循被派定的男性或女性的属性，每时每刻去证明自己确实是男人或女人。（p. 295-296）
n 有趣的是，作为苏联新的、以国家为核心的极权制家庭的主要法律条文的作者，马卡连科的成名却是因为他在苏联管理犯罪青少年的秘密警察的赞助下，领导了一个特别严格地奉行苦行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共青团组织，他极端鄙视20年代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的理论；随着他的崛起，进步分子被打下去了，党的新路线也支持传统的教育方法和纪律。有时候，人们很难弄清楚，在俄国，性的反革命是对妇女的背叛更厉害，还是对青年的背叛更厉害。见马卡连科（Makarenko）所著《父母必读》（A Book for Parents）（写于1937年，1940年出版）（p. 304，注释）
《性政治》，[美]凯特·米利特，宋文伟译，2000年1月第1版，江苏人民出版社（此书翻译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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